《韩家往事》记述了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所经历的百年风云。韩家姐妹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她们的际遇与选择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家族在这一变局中的沉浮与命运。本文作者徐泓是韩家第五代后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本文摘自徐泓著《韩家往事》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此时正是这所学校发展最好的时期。位于中心区市京路456号的新校舍落成了：主体楼是三层砖混结构，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墙角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绿草如茵的广场。在校舍落成纪念特刊上首次刊出了校训——“诚庄毅和”，公布了三角形蓝底黄钟银琴的校徽。
母亲这一届入学时的开学典礼就在新校舍举行。在一张通栏标题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廿四年度开学典礼”的大合影中，我从第三排女生群里找到了母亲青春秀美的面孔。这张照片还特别用小字标注：廿四年十月廿一日在新校舍。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奠基人萧友梅先生。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主持再次修订了学校的组织大纲：本校设本科、研究班，附设高级中学班、高中师范科及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国乐、师范六组。
从图鉴上查到了1935年2月、10月录取的部分新生的名单，和母亲同年入学的有窦立勋、吴乐懿、陈传熙、刘啸东、郎毓秀、周小燕等（这些名字我后来从母亲的口中多次听到过）。查阅校刊资料，我得到了更精确的信息：韩德常（学号541）最先进入高中师范科，主修钢琴，副修声乐，1935年10月8日完成新生缴费注册并正式入学。
翻查图鉴还纠正了我之前的一个错误认识，我一直以为母亲和她中学时的闺蜜夏承瑜是同一年入学的，但在图鉴上一张题为“1934年秋国立音专新旧师生同乐会”的照片上我辨认出了夏承瑜的倩影，原来她是1934年入学的，比母亲早一年，她和她后来的先生张隽伟才是同一届。中学时的闺蜜到了大学仍然是闺蜜。在一张摄于新校舍旗杆下的照片中，我找到了母亲和夏承瑜，她俩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在众人的合影中显得格外动人。
母亲说过，她的钢琴是俄侨老师教的。查了一下资料，当年上海国立音专聚集了不少俄侨音乐家，组成了钢琴、小提琴与声乐等专业的教学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裔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他当时旅居上海，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两倍的月薪聘请他为特约教授兼钢琴系主任。查哈罗夫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十二年，把中国原来处于较低水平的钢琴演奏和教学工作迅速推进到了当时世界高等专业钢琴教学的水平。直到1942年病逝，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
1935年，母亲入学那一年，查哈罗夫的一位得意丁善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音乐本科钢琴组高级班。二十五年以后，丁善德去波兰担任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那一届的评委会主席是苏联钢琴界泰斗涅高兹，他看到参赛的中国选手展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就好奇地向丁善德打探中国钢琴学派的渊源。丁善德谈到了老上海国立音专，谈到了“高高、大大、壮壮”的查哈罗夫，涅高兹恍然大悟，长叹一口气：“原来他到中国去了。”
母亲的钢琴教师不是查哈罗夫（他只教了七个学生），而是欧萨科夫先生，副修声乐时的老师是谢利诺娃女士，但谢利诺娃1935年左右就离开了学校，母亲没有和她学上几天，后来跟随另一位俄侨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的小提琴。母亲学过声乐、学过小提琴，这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欧萨科夫教母亲钢琴时效法查哈罗夫先生，以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肖邦、李斯特、格里格、德彪西等的经典钢琴名曲为教材，并给母亲布置上台演奏的任务。据资料记载，母亲参加了三次学校音乐会：分别为第三十六次、第四十六次和第五十一次学生演奏会，演奏了的《创意曲集》中的曲子、舒曼的《阿拉伯风格曲》、肖邦的《F大调夜曲》《a小调圆舞曲》等。母亲参加了四次学期考试，我在《新制高师二年级》名单中查到母亲在校三个学期已获七十三个学分。
母亲在校学习期间，和郎毓秀是好朋友，多次为郎毓秀弹钢琴伴奏。母亲的相册中有几张照片，三角钢琴旁，坐在琴凳上伴奏的是母亲，引吭高歌的站立者是郎毓秀，她那如满月般标致的脸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郎毓秀1933—1937年在上海国立音专从预科读到选科，一直是学校里最杰出的女高音。周小燕当年下决心学习花腔女高音，还是受了她的影响：“他们给我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时说她也是学唱的，比我还小一岁。我那时候是唱电影歌曲的，我记得她开口就唱歌剧《托斯卡》，声音那么响、那么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母亲和郎毓秀还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叫刘啸东（字海皋）。刘啸东主修男低音，副修钢琴，1935年10月和母亲同时入学。他出身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而母亲有“天成号”韩家的背景，两人的社会关系网不免有交集，过去虽不认识，见面即有自来熟的亲切。刘啸东就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我在母亲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过两张照片，图中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大一点的男孩，穿着西式短裤、短袖衬衫；小一点的女孩，一身裙装，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母亲说这就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
在研究上海国立音专有关资料时，有一本小册子引起我的注意——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8月出版的《儿童新歌》，编者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都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校长萧友梅特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说：“欲造就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入手，而中国儿童音乐教材之缺乏，言之痛心。”他还说：“夫儿童歌曲，最忌艰深，一入简易，又多平凡。今观三君之作，虽最简易之曲调，亦能娓娓动听，使听者毫无单调之感觉，谓之佳作，谁曰不宜。”我猜想母亲进校后应该接触过这本小书，不知是否是这本《儿童新歌》以及萧友梅校长的一席忠言为她日后致力于创作儿童歌曲、编写儿童音乐教材、选择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为终身职业埋下了种子？
1937年8月13日，日军战机轰炸上海，上海国立音专的主楼、女生宿舍和操场遭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学校处于艰难的境地，四次搬家，并曾一度化整为零，分散在三个地点坚持办学，最后迁至租界，1941年对外改称“私立上海音乐院”。
母亲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籍记录，截止到1937年6月参加完学期考试，再看到她的名字已经在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录取名单中了。她的同学郎毓秀、周小燕也相继离校，分别赴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刘啸东退学回到天津，他耐不得干音乐的清苦，从此转而经商了。也有留在学校完成学业的：母亲的闺蜜、主修声乐的夏承瑜1940年师范专修科毕业；母亲的同窗、查哈罗夫的得意女吴乐懿，修完钢琴高级班的课程毕业后留校工作。1942年，查哈罗夫患癌症去世，埋葬在一个简陋的公墓里，泥土堆起的坟前只有一块写着名字的木牌。吴乐懿举办了多场募捐性质的音乐会，筹到了一笔钱，为查哈罗夫修墓，立起石碑。
母亲1935—1937年求学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现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当年的校址，现为上海杨浦区民京路918号，是上海消防研究所。
那时北平的大批教育机构跟随国民政府纷纷内迁，只有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校长的主持下决定留守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司徒雷登校长在重压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燕京大学校园里升起美国国旗，校门口立起“日军禁止入内”的牌子。在日伪当局控制的北平，宛如孤岛绿洲。
1938年母亲转学考入燕京大学时，从东北三省、华北地区、江浙地区涌来大批考生。为了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的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以往每年招生不足百人，而这一年截至7月已经录取新生605人。到1941年，燕大学生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母亲寄读燕京大学时按规定通过了转学考试，包括三项内容：英文、国文、智力测验。学校根据她在上海国立音专所修的科目和学分，将她插班至音乐系三年级，学号是W38415。
燕京大学的学号有讲究，都是五位阿拉伯数字，起首的两个数字代表入学的年份，女生的学号前标有英文字母W。
韩德常燕京大学学士毕业照，摄于1940年。照片上款“彤存”，下款“小姐姐一九四〇”。彤是母亲的表妹，梅贻琦、韩咏华的二女儿梅祖彤。
在写作中我发现，燕京大学的学生档案可说是少见的完整与精细，其中以学生名录（或者叫毕业同学录）为代表。1931年10月，吴雷川校长为这本同学录作“序例”：“燕京大学之有毕业同学录，始于十八年，其时以事属初韧，急遽辑印，故记载颇多漏略。乃者时阅两载，教务处校友科又从事改编，用志数言，说明略例。”这本同学录的编写体例是：“首本校本科及研究院毕业者，次本校附设之各专修科或速成科毕业者，次本校宗教学院毕业者，次前汇文协和及女子协和三大学毕业者。”
每位同学的资料包括学号、所学专业、籍贯，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他们所住的宿舍：男生是一、二、三、四楼，女生是一、二、三、四院。此次写作，我特意为本章所写到的燕大学生，在这本名录中查找了他们的学号，并一一注明。
燕京大学男女生宿舍的设计独具匠心，以未名湖中轴线为界，男校区在湖的北边，女校区在湖的南边。男校区有水，女校区有山；男生住楼，女生住院。
男生宿舍取“水北向阳”之意，沿未名湖的北岸，由西至东，四栋两层楼房依次排开，称之为“德、才、兼、备”四斋。再分为两组，每组的两个斋之间各有一座狭长的南北走向的仿清建筑连接，形成三合院的格局。四个斋均为砖混结构，有清代风格的歇山式屋顶、青瓦檐、红栋梁、白山墙、花格窗，还有彩绘的楣梁、青石的台阶。
整个建筑外古内洋，宿舍内部采用了当年最新式的上下水系统，还有采暖、照明以及卫生设备。站在男生宿舍窗前眺望，湖光塔影尽收眼底，波光粼粼的湖水、湖畔的岛亭石船一览无遗。近处垂柳依依，远处水塔挺立。
一座石桥，从未名湖北岸跨至南岸。以一道小山为间隔，女生宿舍建在山后一个侧柏绿篱围成的花园里，那里有一片宽阔平展的草坪，连翘、碧桃、丁香、桃李等花木葱茏。太湖石堆砌的假山、星星点点的青石，点缀在绿草茸茸之间。四组由三合院组成的建筑群，坐落在花园的两边。一院、二院的院门朝东，三院、四院的院门朝西。每逢暮春时节，攀援在山墙上的层层绿色的爬山虎，垂落在门楼上的串串紫色的藤萝花，成为四个小院的标志性景色，历经近百年的风雨，至今不衰。
与男生宿舍的名称对应，这里原称“敬斋、业斋、乐斋、群斋”，但好像没有叫响，还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这些昵称叫起来亲切，流传得久远。
1938年9月，母亲入校注册后选了宿舍，走进的是一院。这时已是秋天，山墙上的爬山虎被染成一片片红色，藤萝虬枝挂着一个个倒披针型的荚果。朱红色的对开院门并不大，门框右上方有个门铃。走进去，小院是方的，三面都有硬山顶卷棚式的两层小楼；古色古香的大花格窗，一律朝南，阳光洒满室内。
每院约住六十个学生。每间宿舍一般两人一屋，个别大房间住三人或四人。房间配有防沙、防虫的铜纱窗，书架，衣柜和取暖的气管。一层有舍监门房、活动室、阅览室。二层有膳厅，洗衣房在地下室——这是女宿舍的特点，那里有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大灶，那时还没有煤气，由这煤炉供应热水。室内有个熨衣桌，用这煤炉烧的熨斗熨衣服。室内有四个大缸盆嵌在水泥台中供学生洗衣服。
到女生宿舍来，在松柏掩映、绿草如茵中，要先经过一对造型一模一样的方形楼阁，它们有着重檐四角攒尖的大屋顶，屋檐上蹲着七个小兽，与故宫博物院中坤宁宫的装饰、规制相似。两楼的楼门相向，貌似一对孪生的姐妹，1925年建成后被称为“姊妹楼”。南边的一栋，为纪念捐赠者——燕京大学首届女部主任麦美德，被命名为“麦风阁”；北边的一栋，是甘伯尔夫人所捐，被命名为“甘德阁”。
甘德阁当年作为音乐教室，主要由音乐系使用，楼上是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