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立场和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党必须在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党的二大上，曾通过了《关于“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派，组成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等团体举行联席会议。1922年8月，中国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国际的建议，讨论了与孙中山领导的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确认只要能够根据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等效忠个人的形式，党员可以加入，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十分苦闷，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成了一盘散沙，早年的朝气已无影无踪，除了少数人还在追随他苦苦奋斗外，不少人或热衷于一官半职，或意志消沉，而内部又混进了大量的官僚政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尤其是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陈炯明，1922年6月公然叛变，炮轰他的住地，使他不得不离开广州。陈炯明此举给孙中山以重大打击，几乎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中国党立即断绝了同陈的联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抵沪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先后去访问，表示慰问与支持，这使孙中山对年轻的中国党产生了好感，表示欢迎苏俄对他的帮助，欢迎党人同他合作。西湖会议后，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赶赴上海，与孙中山洽商具体合作事宜。孙中山对党员加入欣然表示同意，还应允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依照主义精神改组组织。

　　按照西湖会议的决定，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加入了。同年9月，孙中山召集各省的负责党员53人开会，座谈如何改进的问题，又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

　　1923年1月，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党与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集团”，所以中国党在国民中同合作是必要的，党员留在内是适宜的，但党要保持自己在上的独立性，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当国际指示传到中国时，正值发生了二七惨案。1922年年初，香港海员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举行了长达56天的大，并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其中，1922年秋的安源路矿工和1922年10月开始的开滦煤矿工，取得了胜利或部分胜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党在领导一系列的过程中，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在斗争中，一批工人领袖成熟起来，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

　　1923年2月4日，3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为军阀对新成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破坏，在2000多里的铁路线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血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党员林祥谦、施洋和50余名工人惨遭杀害。随后，除广东、湖南外，其他地方的工会组织相继遭到军阀的封闭，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的失败，给年轻的党人以深刻的教训：中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单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的斗争难以取得的胜利，因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权利，而势力手中却掌握了强大的反武装，要取得的胜利，不能主要依靠合法斗争，还得以的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

　　二七惨案发生后，大多数党员表示赞同国际的决议与进行合作，但如何执行这一决议，加入后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党内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问题，统一全党认识。于是，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会议在广州召开。

　　1922年12月，孙中山策动驻广西的滇军和桂军联合组成讨贼军，向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粤军内部不少将士对陈炯明叛变不满，这时纷纷倒戈加入讨贼军。陈炯明见大势已去，放弃广州，逃回惠州老巢。1923年2月，孙中山应邀返粤，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

　　在此之前，中央机关一度由上海迁到北京。二七惨案后，北京政府下令通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中央机关只得迁回上海。但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力量可以在广州公开活动，中央也迁至广州，因而在这里召开三大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1923年5月，中央向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的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迅速选出代表于6月上旬到广州，准备参加三大。这次与前两次大会不同的是，代表不再是指定而是由各地选举产生的。

　　中央在通知中规定，代表人数按党员人数多寡选出，约为10至20名党员中选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是从事工农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区、省的。出席三大的总共有30多位代表(亦有研究者考证代表4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中央特地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在恤孤院路3号)租了一幢2层的小楼作为会场。这是一栋普通的砖木结构房子，整座楼似乎已是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看起来又旧又脏。楼下南边的一间是会议室，北边的一间作为饭厅。楼上的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房间的设备很简陋，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洗澡间，只有一个大水缸，蓄着洗脸水，晚上照明是煤油灯和蜡烛。会议室的中央，摆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两边是一些长条凳，前后两端各摆着几把小方凳。

　　大会正式开幕前，先举行了两天的预备会议，就一些主要议程和决议草案初步交换了意见。正式开会的第一天，首先由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作二大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大会第二天，各地区的代表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刘仁静等报告参加国际四大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二七”及其善后情况。后面的日程是进行全体会议或分组讨论，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的问题。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共选出中央委员9人，按得票多少排序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德隆(即项英)、罗章龙。大会还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为候补中央委员(史学界亦有人认为候补中央委员中有瞿秋白、向警予，没有李汉俊、张连光)。由于张国焘在会上强烈反对国共合作，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6票而落选。

　　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依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这是第一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党的三大集中讨论了中国党与中国合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会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加入，因为这个问题经过西湖会议，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代表们所争论的，是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的组织，后一问题争论尤为激烈。

　　会上，围绕上述问题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党员应全体加入，在工人群众中也应该发展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

　　马林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目前中国只能发展国动。是代表国动的，但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有了改组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国际认为国动是当前中国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应该支持。因此，中国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在内工作和发展。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只有参加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党才能形成，中国的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目前党员应加入进行国民，应当完全做的工作，将来国民成功了，党的独立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党要进行工人运动，也只有加入，集中力量于。

　　马林等人的问题是对估计过高，对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但他坚持党应积极参加，帮助改组，集中力量进行国动的意见，则有积极的一面。当然，在改组问题上，马林也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提出“所有党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并在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这必然不利于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张国焘不赞同马林的意见，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尤其是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是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全体党员都加入，而且都在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的独立呢?”“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员，担任与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员，则不必加入，或加入而不必在内担任实际工作。”

　　从表面上看来，张国焘的观点也有道理。不过，就其本意而言，是根本怀疑加入的政策，只是碍于国际的指示，不便公开反对，就主要在工人群众应不应加入上做文章。后来，在会上赞同张国焘观点的蔡和森也认为，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有三方面的缺陷：一是怕加入后削弱了自己的势力，没有积极去参加;二是希望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而忘却了支配的责任;三是不能加入，去促进改组，因而站在被动的地位。

　　对于如何参加的问题，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也未能获得一致意见。最后，大会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进行表决。在此之前，张国焘反对这个议决案，由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大意是“工人中的中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不应当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的政策”。这个修正案在表决时，以1票之差被否决。接着，以21票赞同，16票反对，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决议。大会还表决通过了《中国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党党纲草案》《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等文件。

　　党的三大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自然也不能充分发展，由于中国各阶层人民皆受制于帝国主义和本阀之下，因此，的第一步只能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这种自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在这个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国民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无产阶级的责任“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到底;以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

　　党的三大作出了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强调中国现有的党，只有比较是一个国民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因此，党党员应加入。议决案指出：“我们加入，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党之基础。”党的三大同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党不能一刻遗之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与组织，是党的特殊责任，引导工农参加国民，更是党的中心工作。

　　毫无疑问，党的三大作出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从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向前发展，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大。在这个过程。